日本统治沈阳时 街道车辆曾“左侧通行”(图)

　　提及马路上车辆“右侧通行”，人们肯定会不以为然地说：那还用说，必须的。然而，人们未必知道，100多年前，沈阳马路上的车马、行人，全都信马由缰、随意通行；日伪统治时期，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竟然“左侧通行”。沈阳究竟啥年月确定“右侧通行”的呢？请看沈阳市档案馆珍藏的档案资料记载。 　　避免撞船 英国首推“左侧通行” 　　史料记载，我国的《古礼》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记载“交通规定”的典籍。《古礼》规定：大道之上，男子由右侧行走；妇女由左侧行走；车马在大道中央行驶。 　　1300年，罗马教皇“朴尼法斯八世”声明：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，并指示赴罗马“朝圣”的人们，必须靠左侧行走。15世纪，为避免船只进出泰晤士河时发生碰撞事故，英国海军规定：进入泰晤士河的船只，必须将太阳运行方向让给驶出的船只。泰晤士河的流向由北向南，再转向东，经伦敦入海。于是，驶出泰晤士河的船只便靠东行驶，形成“左侧通行”。1756年，英国议会通过《伦敦桥交通法》，要求所有车辆靠左行驶。后来，英国扩张海外势力的同时，还把“左侧通行”推广到英国殖民地国家，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南非等等。 　　消灭贵贱 法国一概“右侧通行” 　　“右侧通行”缘于古代欧洲军队。那时，军人们左手持盾牌、右手执矛或剑。为避免军人们相向行走擦肩而过时，矛、剑误伤对方，便实行了“右侧通行”，在对方持盾牌的一侧相向走过。 　　后来，法国全面推广了“右侧通行”。18世纪，法国大革命以前，贵族们的马车都是靠左行驶；徒步的平民们，则行走在道路的右侧。当时，在马路上靠左行驶，象征着贵族特权。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后，法国革命家、“雅各宾派”政府首脑之一“罗伯斯庇尔”命令：法国巴黎的马车和行人，一律靠右行驶，消灭贵贱之分。 　　拿破仑上台之后，发动了征服欧洲的战争。法国军队所到之处，无不实行“右侧通行”，如瑞士、德国、俄国、意大利、波兰、西班牙、比利时等国家。经过与英国长年战争，美国最终宣告独立。美、英战争期间，法国曾帮助过美国。为表示敌视英国、亲近法国，建国伊始，美国便将“左侧通行”改为“右侧通行”。 　　1792年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关规定：从兰开斯特到费城的征税公路，车辆一律“右侧通行”。1804年，美国纽约州颁布法律：州内所有车辆一律“右侧通行”。美国制造的汽车，统统将方向盘设置在左侧，以便于驾驶人员“右侧通行”。 　　“第二次世界大战”之后，一些原来“左侧通行”的国家，也纷纷改为“右侧通行”。 　　清末沈阳 交通混乱纠纷频发 　　尽管《古礼》中规定男子右行；妇女左行；车马中间通行。但是，一旦行人、车马对面相遇，还是没能明确规定如何避让。因此，人们行路时并不按《古礼》规定，而是随意行走，没啥讲究和规矩。 　　可是，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们却偏要“摆谱儿”：在路上一旦与他人相遇，官小的必须给官大的让道儿。若是皇上、钦差大臣出来，还必须“净街”，行人们不仅让道儿，还得齐刷刷地在路边儿跪拜。清朝末年，清廷“陪都”奉天（沈阳），马路上人多、车多，车马行驶、行人走路不讲规矩、杂乱无章，交通事故、道路纠纷时有发生。 　　清代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农历三月二十五日，奉天（沈阳）沙俄领事馆的一个沙俄官员，乘坐马车招摇过市。由于路上人车混杂，行人、车辆、马匹随意行走，结果，沙俄官员的马车被迎面而来的马车撞坏，人员险些受伤。于是，沙俄领事馆武官与奉天（沈阳）警察局交涉，要求奉天（沈阳）按照上海模式，实行“左来右往”行路章程。 　　当时，奉天（沈阳）警察局“总办”荣德、“帮办”丁立慬，也都觉得奉天（沈阳）道路交通混乱，是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。于是，奉天（沈阳）警察局参考西方国家“右侧通行”规则，拟定了一份《各街车马行路章程》，报请“盛京将军”增祺批准。 　　沈阳实行 各街车马行路章程 　　《各街车马行路章程》共分七条，主要内容为：一、凡车由东来，均由路北向西而行；二、凡车由西来，均由路南向东而行；三、凡车由南来，均由路东向北而行；四、凡车由北来，均由路西向南而行；五、凡车行至转弯之处，均让出十字街心绕过，不得径行转折；六、凡各家门首站车，均分列前后次序，不得并排，致碍行车之路；七、凡街上骑马、步行以及东洋车、大小车辆，均照以上章程行走。 　　奉天（沈阳）最高军政长官“盛京将军”增祺，接到奉天（沈阳）警察局呈报后非常重视。增祺寻思，奉天（沈阳）城内商业发达、人口稠密，但街道狭窄，交通杂乱无章，时常发生碰撞交通事故。他觉得，吸收西方交通规则治理奉天（沈阳）交通，是一件大好事，应该予以推行。于是，增祺亲笔批示，要求奉天（沈阳）的“旗民”、官商人等，若在街上行走，无论乘车、骑马、步行，均须按照《各街车马行路章程》规则行走，并令巡捕队巡察监督。不久，奉天（沈阳）《各街车马行路章程》正式颁布实行。 　　接收沈阳 势如破竹百废待兴 　　1948年11月2日，沈阳解放。当天黄昏时分，在欢庆沈阳解放的锣鼓声、欢呼声中，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陈云，率领“军管会”主要干部和卫戍部队，从铁岭出发，乘坐17辆汽车开入沈阳，着手接收沈阳。 　　第二天，在大和旅社（辽宁宾馆），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成立“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”大会。当时，沈阳满目疮痍、工厂倒闭、贫困失业、物资匮乏、商业萎缩、资金短缺、百废待兴。面对这种局面，“军管会”当即发布了六项规定：一、按原有职务照常上班；二、各负责保管所属部门一切资产、设备、机器、文件、档案、账册等；三、将所属部门人员、资产等简要情况，按原有组织系统分别造册，呈交“军管会”所属各部门；四、呈报手续由各机关主管部门负责办理，限3日内呈报完毕；五、以上事项办理妥善者一律予以奖励，如有违抗或办事不当者，即予惩处；六、一切到职工作人员，按具体情况由“军管会”酌发维持费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卫戍司令部，对全体市民、接管人员、入城部队做出七项规定。这两个规定颁布执行之后，迅速维护了沈阳社会治安，建立了民主秩序，保障了接收沈阳工作顺利进行。 　　“军管会”进驻沈阳第二天，市内就恢复了供电、供水，电车开动，电话、电报、通信畅通，社会秩序初步稳定。1948年11月5日，沈阳基本完成清点移交、接收工作；11月10日前后，国民党政府、官僚资产阶级的矿山、铁路、邮政、银行、医疗机构、商店、其他企业等等，统统归属中国共产党新政权所有，一律改为“全民所有制”国营企业。接收沈阳工作初战告捷。 　　左行右行 军管会内争论不休 　　陈云接收沈阳的“十六字方针”是：“各按系统，自上而下，原封不动，先接后分。”在陈云正确领导下，接收沈阳工作顺利进行，沈阳终于回到人民怀抱，社会秩序逐渐纳入正轨。 　　当时，沈阳城内交通秩序，成为“军管会”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。当讨论汽车在马路上行驶，是“左侧通行”，还是“右侧通行”时，“军管会”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，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。 　　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之后，日伪政权统治了东北三省。由于日本“左侧通行”，以致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东北三省，一律实行“左侧通行”。1945年8月15日，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国民党政府接管了东北三省。1946年4月28日，随着哈尔滨解放，逐步形成了黑龙江、吉林“东北解放区”。 　　抗战胜利之后、沈阳解放之前，沈阳至山海关的国民党统治区城乡，实行的是“右侧通行”。而黑龙江、吉林“东北解放区”的城乡，仍然习惯于日伪统治时期的“左侧通行”。“军管会”内，主张汽车“左侧通行”的理由是：黑龙江、吉林“东北解放区”的司机们，早已谙熟“左侧通行”，一时难以改变。眼下，很多从黑龙江、吉林“东北解放区”过来的现役军人、转业军人，都在沈阳马路上开车。如果规定汽车“右侧通行”，这些司机根本无法适应，定会引起交通混乱。 　　“军管会”内，主张“右侧通行”的理由是：接收沈阳后，基本留用了沈阳市内原有的交通警察，他们习惯于按照汽车“右侧通行”交通规则指挥交通。如果规定汽车“左侧通行”，必将造成交通警察指挥混乱，引发交通事故。 　　陈云拍板右侧通行利大于弊 　　尽快确定沈阳交通规则，迫在眉睫、刻不容缓。 　　陈云召集了两次会议，进一步听取了“左行”、“右行”两种不同意见。然后，陈云专门找到汽车设计与制造方面的专业人士了解情况、听取意见。这些专业人士告诉陈云，汽车工业早期阶段，驾驶盘在右边，因此适合于“左侧通行”。然而，随着汽车设计不断改进，驾驶盘的位置移到了左边。这样一来，汽车“右侧通行”就较为合适了。听取了这些情况后，陈云陷入反复思考。 　　陈云考虑到，随着解放战争节节推进，北平（北京）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，也将陆续回到人民怀抱。汽车如何通行，必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问题。因此，必须通盘考虑、从长计议。为适应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，为避免将来发生更多的道路交通麻烦，规定汽车“右侧通行”，显然利大于弊。 　　拿定主意后，陈云马上再次召集“军管会”会议。会上，对于汽车“左侧行驶”，还是“右侧行驶”的问题，从局部和全局、眼前和未来等方面的利弊得失，陈云均作了详尽阐述、全面分析。之后，陈云又请与会人员对自己的发言发表意见。听完陈云的发言后，与会人员全都深感言之有理、切合实际，无不心悦诚服。最终，大家一致同意汽车“右侧通行”。随后，陈云要求马上制定出汽车“右侧通行”的新规则、新措施。 　　从此，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解放，汽车“右侧通行”规则逐一实施，直至如今。 (来源:沈阳日报)